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谁掌握国际信用评级权，谁就掌握金融定价权。信用评级话语权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影响前所未有。

在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评级话语权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影响前所未有。应当把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列入国家战略，支持中国自主评级机构“走出去”，掌握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

2009年，美国中央政府对内债务达8.6万亿美元，对外债务为3.7万亿美元，是其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864倍，财政收入的5.5倍；同年经济增长率为-2.4%，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0.0%。即使金融危机凸显出美国国力衰竭，偿债能力大幅下降，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仍不肯下调其信用等级。

首先，高信用等级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全球资本，保证美国债务融资通道畅通。其次，高信用等级还可以低成本融资，实现债权国利益向美国转移。以10年期国债利率匡算，近10年来，因名义与实际信用等级之差使美国总共节约债务发行成本约2.12万亿美元，而这正是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资金利息。其三，高信用等级掩盖了美国利用货币贬值转移国家债务。此外，评级话语权还是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有力武器，他们运用评级话语权给予西方发达国家阵营高信用等级，使这些债务累累的经济体占有90%以上的国际信用资源；而对其他国家则视与美国的利益关系进行信用等级调整，制造和加剧这些国家的信用危机。

由美国垄断的具有国际评级话语权的信用评级机构，虽然标榜“独立”“客观”“公正”，可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美国的根本利益。金融危机正是评级错误破坏信用关系的结果，再次凸显信用评级的战略意义。

信用愈是社会化，金融体系运行对评级信息的依赖就愈强，评级的市场定价功能会影响债券、信贷、股票、外汇和所有金融交易价格。近些年来，全球发生的多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评级揭示风险不够有关，特别是美国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与“评级标准”几乎摧毁了相关国家的金融体系，信用评级直接攸关国家金融安全。

近15年来，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了重大逆转，多数发达国家变成净债务国，新兴经济国家成为债权国。而美国评级机构不顾这一客观事实，给予偿债风险较大的国家高信用评级，使这些国家侵占债权国巨额利益。美国的评级标准不反映国际储备货币贬值对债权国利益的侵害，掩盖了这些国家通过货币贬值向其他国家进行债务转移，1971年至2009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约97%，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债权国造成巨额损失。2008年底，世界外债总量为59.5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为55.9万亿美元，占94%。外债总量排名前15位的均为发达国家，净外债排名前15位国家中有10个是发达国家。高信用等级使美国保持了持续、便利与廉价利用国际资金的能力，这掩盖了最大债务经济体的债务风险，而主权债务风险正在积聚起爆发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巨大能量。

中国虽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缺乏保护作为债权国利益的能力；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无法保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

在2008年10月22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家评级机构承认，他们犯下了道德错误，向市场提供了虚假评级信息。在国际社会严厉声讨下，美国评级机构对国际评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已开始动摇，世界评级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是加强评级监管目前已成为全球共识，评级监管写入G20峰会宣言，欧盟正在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正着手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发展，依赖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俄罗斯总理普京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凡发行本币债券和银行借款必须由其唯一的本土机构进行评级；韩国加强了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本土评级机构在政府巧妙支持下控制了本国80%以上的评级市场，日本政府甚至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

这些表明，一方面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抵制美国控制的不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另一方面对如何从金融安全角度改变现行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尚没有明确的解决思路，仅仅停留在改进评级监管层面。这就为我国参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评级规则制定，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支持我国评级机构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结果特别是对美国的评级结果，这样既可以揭示美国的债务风险，也可以此揭露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以输出债务危机的图谋。